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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深处的公用电话屋

  50年前,人们尚在温饱中徘徊的时候,电话无疑还是一个神秘的奢侈品。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市每个居委会的区域内,都只有一部公用传呼电话,服务于本辖区内的居民。通过公用传呼电话的传接,邻里之间水乳交融的那种亲情,至今回忆起来还温馨无比。

  我小时候家住城南的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呈东西方向。我家在街南,与街北的公用传呼电话近在咫尺,电话就设在街北一条死胡同内的董爷爷家。董爷爷家院门是鹰不落的门楼,龟裂嶙峋的门板上依稀刻有“长处于世,须尊所闻”的八字门联。细品这八字门联,电话设在这里似乎就寓意着与前世有着某种渊源。小院平时显得出奇的宁静,与胡同外街上的喧嚣声相比,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

  院子的东南角就是公用电话屋。电话屋北墙有一扇窗户,窗户的下半部被改成推拉式的小窗,窗外安装了一块木托板,夏季来打电话的人可以通过推拉式的小窗,方便地将屋内桌上的电话拿到窗外的木托板上。窗户沿儿上接出了一米见方的蓆棚雨搭,为接打电话的人遮风档雨。电话屋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屋门朝西。屋内北窗下是一张老旧的二屉桌,桌上有一只双铃马蹄表和一本页边被翻得卷曲的电话簿。桌前是一把接了腿的高椅,椅面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层厚厚的椅垫。东墙二屉柜上边的墙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记录着传送电话人家的姓名、门牌和事由。

  在桌前高椅上坐着看电话的是董爷爷患有小儿麻痺症的残疾女儿,邻里间的孩子们都叫她“董姑”。董姑行动不便,走路要靠腋下的双拐。可在白天看电话的时候,她会坐在桌前坚守她的岗位,连厕所她都很少去。传送电话的任务更多的时候是由董奶奶完成。老太太得到女儿需传电话的指令后,拿着铁皮喇叭风风火火,还没出胡同口就嚷上了,略显沙哑的嗓音里,在收尾的时候,常常带有一丝垂落的颤音。老太太的独特声音,为众邻们所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亲切。那时的传呼电话极其透明,毫无隐私可言,通过董奶奶一喊,更是广而告之。

  当时打一次电话是五分钱,时间以三分钟为限,超过三分钟就算第二次收费。马蹄表的作用是顾客的电话一拨通,董姑就将马蹄表设定,计时开始,三分钟一到,闹铃响起,提醒顾客第二次收费已经开始。传送电话是一毛钱,如果遇到被传送电话的人家里没人,董姑会在小黑板上记录下事情的经过。

  闲时,除了和我们这些小孩子聊天外,董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厚厚的书。可能是书看得多,别看董姑不出门,可她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从她那里我们知道了天上为什么有牛郎织女星,地上的人间为什么会有七夕节,知道了地球在广袤浩瀚的宇宙中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行星,人类的一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每当这时,似乎早已把自己置身于无穷的宇宙中,在一颦一笑里,她的嘴角下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来。那时的夜晚,我们小伙伴们常常伸长了脖子,望着浩瀚无垠的星空,展开无限的遐想,幻想着能成为茫茫苍穹中的一颗星,自由自在地游弋。

  说来有趣,当时邻居中有两个小伙子,年龄相仿,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两人住在同一个院里。高大魁梧的叫武永刚,身材瘦小的叫吴继光,当时都处在婚恋当中。因姓名读音近似,董奶奶传呼其中一个人电话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俩人同时跑去接电话的局面,常使另一个人顿显尴尬。为了不再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形,董姑没少费心思,除了仔细辨听来电确实要找的是哪一位外,她告诉董奶奶传送电话时把武永刚改叫“胖武”,把吴继光改叫“瘦光”,以免误听搞混。自那以后,两个小伙子再也没发生过错把南京当北京的事了。

  如今,电话已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记忆中的许多画面都已淡忘。但胡同中那间小小的公用传呼电话屋里的温馨感觉,至今思来依然是那么清晰、挥之不去。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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