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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爷们儿——庸人著》-- 引子 --

作者:庸人   百度一下

  庸人

  引子

  去广州

  最后一次去广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经很冷了,可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脱衣服,到广州时只剩一件衬衫了。

  实际上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永远无法将那次旅行在记忆中抹去,无论是好是坏。

  去广州的路上我们的心情不仅忐忑不安,而且是极度的惶恐,路上跟熬鹰似的,眼睛都蓝了。整整两天的行程我都抱着那个皮包不撒手,惟恐一不留神它就会长翅膀飞了。山林的手则时刻不离开腋下的刀把,在他眼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贼像,只有狼骚儿的叔叔溜达过来时,他脸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样。

  那把美国军刀在山林腰里已经挂了五、六年,从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都不愿意摘下来,这也是山林死时身上唯一完整的物件。最后我将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坟里,不久那片地被国家征用了,转移山林的骨灰盒时再也没找到那把刀。据说凶器都不吉利,名剑的主人很难有善终,操鱼肠剑成名的专诸被剁为肉泥,挥元戎剑策划十面埋伏的韩信被一群骚娘们乱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终连全尸都没落下。

  其实那把刀本来就是山林抢的,它的前任主人连刀都没拔出来就给弄了个半死。

  那是初一寒假前发生的事。那时我还是个老实孩子,从没在外面打过架,大头正领导着他的“武工队”横行南城。

  80年代初龙潭湖附近修了个旱冰场。当时的娱乐设施少,年轻人的剩余精力无处发泄,不久旱冰场就成了最时髦的场所,常常人满为患,有时候连冰鞋都租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孩子口袋里有点儿钱就往那儿跑,实际上旱冰场是现代社会在我们面前开启的第一条缝隙,在那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风驰电掣的感觉。由于到旱冰场玩儿的社会青年特别多,所以这里也是最容易打架斗狠的地方,学校和家长从来都是禁止我们去的。难怪大人们不放心,离旱冰场很远就可以听见疯狂滚转的塑料轱辘与地面摩擦出的“哗哗”声,那声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烦意乱,几乎每几天都有人被抬着出来。旱冰场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盯防单位,可能是太影响治安管理了,没几年旱冰场就给拆了,连一片水泥台都没留下。

  滑旱冰的消费并不高,三毛钱滑一场,可每礼拜我们只能去一次,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在旱冰场玩过几年,从没人在旱冰场欺负过我们,大头是那儿的场霸。那时大头他们最喜欢玩儿的游戏是几个人排成一串儿,肆无忌惮地在旱冰场里穿来穿去,他们的技术片儿汤得很,人串儿中的最后一个常常被甩出去。谁在附近谁倒霉,经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几年里他们一直这样,从没人敢把鞋脱下来砸他们,倒是他们动不动就抡鞋打人。他们另一个爱好是五六个人手拉手圈成大半个圆,满场转悠,往往一圈儿下来队伍里就多了个姑娘。头两年旱冰场还有些正经人来锻炼身体,后来连到旱冰场玩儿的女孩都叼着烟卷了。

  龙潭湖南面是一片很密的松树林,面积相当大,一直到护城河。每到傍晚,灰黄色的阳光疏懒地在树梢间游走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树林是我们的根据地,没事儿我们就在树林里拍婆子,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连课都懒得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地头蛇在树林里差点让人家洗喽。

  那天风特大,下午天就刮黄了。我们在旱冰场折腾了两个钟头,出来时天色有些晚了,我们累得两腿发软,嗓子眼里都是黄沙。那次是累坏了,我们稀稀拉拉地在树林里穿行着,相隔有好几十米,谁都懒得说话。我和二头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米后跟着,树林里的风像吹哨一样,一阵阵的刮得脸生疼。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像地里钻出来似的,径直向我们走来。几个家伙边走边四下张望,来到近前,个子最高的当中站定,另外两个人分立旁边,一个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头圈在中间。

  “嘿,哥们儿,挺自在的?”中间那个大大咧咧地说道,他穿着件的确良衬衫,里面的跨栏背心卷到胸口,碗大的肚脐眼儿像个黑窟窿。他应该比我们大几岁,嘴唇上新长出的一层黑绒毛特别茁壮。“有钱吗?弄点儿花。”

  我和二头对望一眼,那时我还算老实,碰上这种事竟感到自己的腿肚子直哆嗦。二头倒很沉着,他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点儿钱还不容易,可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

  劫道者呵呵笑了两声,他把手抬到自己耳边,手指头向下点着我们:“呦呵,还碰上岔子啦。”说完,劫道者两腿稍息,双手叉腰,故意把腰带上的一把军刀露了出来。

  我一下就被那把刀吸引住了,刀把上缠了不少黑胶布,霸道地在腰带上翘着。刀座上泛着蓝油油的光,那光芒诡异而透着股杀气,暗黄色的皮套已经磨光了,在皮套上都能看出深沟一样的血槽来。

  “认识大头吗?”二头开始和佩刀者盘道了。

  佩刀者摇摇头。

  “那你知道大竿儿跟我什么关系吗?”

  我瞥眼向后望去,原来一直跟在后面的山林已经不见了。

  “废你妈什么话?小崽儿也敢叫板?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要不,大爷楔死你!”佩刀者已经急了,他朝另外两个一挥手,三个人立时阴着脸围上来,我甚至能听见手上骨节活动的“啪啪”声。

  “我说,我说。”二头突然抱着头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钱吗?你们等着。”说着,二头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俩同时蹲下了。

  这时一块半头砖“呼”地从斜侧里飞过来,“咚”的一声,像石头砸在砖墙上,砖头正好打在佩刀者后脑海上,佩刀者连白眼都没来得及翻就像个面口袋似的“砰”的一声趴在地上了。另一块砖头紧跟着飞过来,平拍在另一个家伙脸上,他号叫着转身便跑。还有个没被打中的眼看势头不对,假装向我们踢了一脚,趁我们闪身躲避时一下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二头反应特快,他纵身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后背上,那家伙连跑带爬,手脚并用地冲出去十几米,嘴里还喊着:“你们等着,有种你们等着。”没喊几声他就没影了。这时山林举着两块砖头从旁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照佩刀者的脸上又是一下,此时佩刀者身下已经红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杂草都吓得支棱起来。

  山林的刀就是从那家伙身上摘来的,刀背上带锯齿,跟蓝博的军刀一模一样。此后这把刀一直没离开他。山林将它视为至宝,不到危机时刻从不拔出来,可一拔出来就有人要倒霉了。

  其实那回去广州,我们提心吊胆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河南那段路,小偷简直比要饭的都多,他们成帮结伙地专往独身旅客身边挤,往往一不留神身上就得缺点东西。我们的皮包里有十万块钱,是我和山林的所有积蓄,这次出来还在二头的存折里弄了两万块,那是他卖了几年菜,从钢蹦儿里攒出来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去广州了,每次都是狼骚儿的叔叔把我们带上火车。他是这趟车的列车长,要是没他照应,我们的买卖是没法做的。这次我又找到他,告诉他如果这趟活儿跑成了就劈给他五千块。这爷们儿惊讶得耳朵都豳上了,他特务似地上下端详我,手抓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摇:“我咂摸这滋味儿不对,你小子不像是倒烟的,你们俩不是去盗卖军火吧?保定抢劫军械库的事不是你们干的吧?”他的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了。

  “抢军械库?您瞅我们像吗?那都是孙猴儿变的,我们就是俩小虾米,吃点滋泥就挺美。您放心,绝对是老买卖。”我赶紧把他的手拿开,胳膊上被掐出了印儿,像狗牙啃的。“您就把行李车给我们留出块地方来就成。”

  狼骚儿的叔叔眨眨眼:“多大地方?”

  “四、五十箱烟的地方就成,这点儿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车上那帮兄弟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有钱大家花嘛。”我说。

  “爷们儿,为这种事我要是让雷子(警察)抓住,值吗?”他的舌头顶住上嘴唇,大手指顶在下巴上一个劲摇晃。

  “您怕什么?驴蛋儿那批货不就是从您车上过去的吗?那趟活儿一完,人家连北京饭店都住上了,比起来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咱们还有狼骚儿这层关系,我们能害您吗?再说骡子不吃夜草能长那么肥吗?”我不动声色地把一千块钱拍在桌子上,都是十元的票子,足有半寸厚。

  狼骚儿的叔叔手指动了好几下,最终还是把钱揣起来了。“都几次严打了,枪毙了多少?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消停会儿?告诉你们,我可听说最近广州倒烟的闹了一次大火并,都动枪了,死了好几个呢。你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

  我拍了他肩膀一下,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玩儿得多大呀?上百万的响儿能不拼命吗?我算老几?枪子儿给我们吃都浪费。您那就算给侄子一口饭吃吧,等这趟活儿完了,我们搞武装押运,自己雇卡车,谁拦着咱就一刀捅了他,绝不再麻烦你,现在咱不是还没到那份儿上吗?”

  狼骚儿的叔叔狠狠拍了下大腿:“得,谁让我想当骡子呢。可咱有话在先,就这一次,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问。

  狼骚儿叔叔狠狠啐了一口:“男孩儿女孩儿你们都别惦记着了,我下半辈子还想过日子呢!”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一叫人烦心的是没有卧铺,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年轻,忍两晚上跟没事一样。

  十几年了,每次想起那回去广州,我身上都冒鸡皮疙瘩,似乎一切都是有预兆的,要不是我和山林天生贵命,两条小命没准就交代在广州了。后来山林说:“也不一定非交代在广州,你要是跟泰国那个人妖跑了,中国第一批爱滋病患者的名单里肯定有你。”听到这儿我一般都扑过去揍他两拳。

  其实那次去广州的确有许多不祥的预兆,最奇怪的是在车上,我和山林居然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问题,这在我们二十年的交情中简直就是破天荒。

  车过信阳时,我们终于喘了口气,总算快出河南了。这时月台外边有几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在玩弹球,有个小孩儿技术高强,一会儿就把其他孩子的玻璃球没收了。另外几个孩子不服气,按住他的脖子让他继续玩儿,赢球的孩子不愿意便叫另几个孩子买他的球,最后几个孩子动手打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看了许久,列车开动了,山林才转过头来:“咱们小时候也这样吧?”

  “一个德行,你丫一输球就急。”我呵呵笑了几声。

  “歇会儿吧你,你多好?有一回你输了两个球,偷偷跑我们家去往水缸里攘了一把土,我爹一直说那事是我干的,还揍了我一顿呢。”山林怒视着我。

  我大张着嘴,一时想不起来。“真有这事?”

  “已经十来年了,你当然记不住自己干的坏事了。”山林无奈地看着窗外:“你说十几年后我们会怎么样?”

  我茫然地摇摇头,车窗外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田野起伏错落,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全是黄花,望去如一个巨大的蓓蕾。已经进湖北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原野特有的水腥味儿。路边有很多池塘,水牛懒洋洋的像一堆臭粪。真难理解画家们如何把水牛想象得那么美,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操!”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

  “可他要真成了二头的妹夫呢?”

  “我要是二头,就把卫宁吊起来打。”山林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腿上,双手抱住后脑勺,看着行李架发呆。其实我一直特别后悔和他们混到一起,感觉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好象是鸭蛋装在鹅蛋筐里。有机会还要去上学,可想起那些老师我就恨得牙根疼。

  火车开过武汉,车厢里钻进来个算命先生,这家伙面目清瘦,戴着顶土黄色的日本战斗帽,而且是个独眼龙,他上车后就瞪着那只黄澄澄的眼睛一个劲儿瞧我们。其实我一直怀疑在广州翻车,可能是那个算命先生闹的,瞎毒瘸狠,要是会算命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上来个傻逼。”山林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屁股下面坐着,那几年去广州的人特别多,火车上比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挤。乘务员想挣外快,连卧铺里也放人,普通车厢更是臭气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带着现金,一点都不敢马虎,这年头高人太多了。

  “是个算命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山林问。

  “丫脖子后面贴了个阴阳鱼。”

  我们正说着,算命先生竟三拐两拐地走了过来。他穿了件黄马甲,零七八碎挂了一身,这家伙上下打量着我们,一只眼里黄光闪闪。

  “我是不是印堂发亮啦?要走桃花运呢还是要发财呀?”我笑着问他。

  算命先生使劲清了清嗓子:“你们有灾。”

  我和山林对望一眼,没想到这个算命的居然如此舍不得唾沫。“呦!看来您能消灾解难,大师啊!那您给小的破解破解,算好了有赏。”我笑着,手里拿了张一块钱的票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在江湖上混久了,什么样的骗子都有。算命先生的把戏无非一哄一吓,哄舒服了掏钱,吓昏了更得掏钱了。

  算命先生居然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他扯着嗓子,唱歌似的说道:“幼年波折、青年坎坷、老年迷茫。此行艰难。”

  “去你妈的。”山林骂了起来:“赶紧给我滚到厕所里蹲会儿去,拿自己当神仙啦,神仙撒尿吗?”

  算命先生看了山林一眼:“你的事我不愿意说,罪孽!真是罪孽!”

  山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着先生的鼻子对我说:“把他裤腰带解开,看看丫有罪孽没有。”

  周围几个乘客已经笑出了声。

  算命先生竟有些怜悯地看了山林一眼。他又转向了我:“去年你就有场灾对不对?牢狱之灾。”

  去年我因为闹事被抓了,出来后学校二话没说就将我开除了,可当时我想谁一年不会碰上点倒霉事,前年我还差点让人把腿打折了呢,算命瞎子蒙上一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行啦,您找别人去吧,神鬼躲着我们走。您再不走我们可真要脱您的裤子了。”

  算命先生的一只眼翻了翻,他转身要走,却突然不服气似的的又说了一句:“小心你的手吧。”

  “傻逼!小心你的嘴吧。”山林冲着算命先生的背影骂了一句。

  我皱眉想了想:“他说的没准是对的,咱们的确是幼年波折,青年坎坷。”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咱们这德行的能他妈不坎坷吗?”山林狠狠瞪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山林是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甚至他自己。有时他会狠狠地瞪着脚丫子发上半天呆,那时我就担心他会一刀把自己的脚剁下来。

  我们从学校出来了,不管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开除的,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我们这一号儿,在任何人眼里我们都是狗屁不是的小逼崽儿。现在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只能是钱。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们叫痞子,现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和山林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有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学、结婚、找工作呢?想来想去才发现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们的脑子都震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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