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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北京胡同

2012年02月11日

传统文化与北京胡同[墙根网]

——纪念翻修一新的北京胡同
  走进正在进行“精装修”的东四四条深处,看到几个工人正在忙活着。据这些工人介绍,他们分几个小组,有安窗户的,有修墙的,有刷漆的。“他们的维修并不是彻底的修缮,而是表面上的装修。”一位40多岁的当地居民说。这些工人只是负责把靠近马路的一排房子简单装饰一下,比如修理破旧的窗户,只是在原有窗户的位置上加一层新纱窗,而至于修墙,他们只是用水泥打上一层底,然后再用尺子比着画上线,模仿出青砖的模样,最后再用仿古砖色的漆刷上一遍即可,而胡同里的下水道该堵还是堵,房子该破还是破。
  老北京有句话:“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几百年来静静地交织着,经历着北京城的过渡和变迁,担负着北京人的笑容和疼痛。它们对于北京的意义,早已经不是一条条每天都要踏上的道路,而是一种生活的继续,一个百年直至几个百年生活的态度。只是而今这种态度越来越少见了,面对日益稀缺的胡同,是顺从,是愤怒,是悲哀,是无奈……看了翻修一新的东城胡同,谁又能代表它们表个态?
叹息:修缮总比拆掉强
  访《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 王军
  王军,人们喜欢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这样一个定语:“保护古城的战士”。他便是《城记》的作者,有评论说这书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他曾经亲手挽救了一些胡同,但也亲眼看着更多的胡同灰飞烟灭。
  “听见保护两个字,我的心就一哆嗦。”王军说。或许是因为看了太多带有毁灭性的保护,他对于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保护”两个字都“持保留意见”。
  保护照不到的角落
  “我去看过东四那边的修缮,这种保护算是好的,带有建设性的,”王军脸上有些笑容,“文革的时候,胡同里很多雕刻都被人用泥巴糊上了,这次修缮都给剔除了,恢复了胡同原来的样子。”今年,东城区制定了《百条胡同整治工程方案》,日前,已经有69条胡同修缮完毕。修葺中的胡同吸引了京城各大媒体的注意,当然王军也对这件事情倍加关注,亲自跑到东四看了看。
  “但是,我今天刚刚去过御河,那边正在拆迁。我去的时候,看见有的居民说拆得好,就应该拆,我说你一定在别处还有房子,那人说没错。我也看见一位居民就直挺挺地坐在他家房子前面不肯走,因为拆了这条胡同,他就没有家了。”说这话时,王军嘴边的笑容迅速消失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无奈和疼痛。在修缮少部分胡同的同时,很多拆迁还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进行着。
  “像这样被拆掉的胡同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比如南小街,这些胡同的存在是在告诉我们:元大都还活着。因为元大都的南城墙就是现在的长安街,长安街以北这些规规整整的胡同,除了皇城面积之外,都是元大都的。拆掉这些胡同,就拆掉了马可·波罗赞美的城市,拆掉了第一个用街道制规划的城市。”正如王军所说,北京失去的胡同已经太多了,有数据显示,它们大约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着。
  胡同是有生命的
  孟端胡同、禄米仓北巷、鼓楼胡同……简单地罗列这些消失胡同的名字,似乎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在王军看来,每条胡同都是北京城的血脉,斩断每一根时,古老的北京城都会血流不止。
  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朝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这个名字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元大都的生命,也就在这一条条胡同中得到延续。“那时候的设计师们很伟大,他们用胡同连接着北京的主干道。胡同把北京划成了一个个社区,但这样的社区并不像我们现在的社区一样是封闭的,中间的道路也就是胡同,既被社区所用,也被城市所用。试想,一个人有了这样发达的毛细血管,怎么会得心肌梗塞呢?”这样的话不禁让人想起梁思成先生当年在病榻上的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的确,当今天长长的车龙排满二环路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想着这些预言和解释。
  “我在胡同里面住过十多年,我觉得它特别好在能够闹中取静。”王军对于胡同的热爱是骨子里的。“因为胡同里面没有商业。你要买东西,要走几百米到胡同口去,这是非常好的步行距离,这样的距离把安静和喧嚣截然分开。每天我走进胡同里面,就会见到我的邻居,那时我便有一种归属感,感觉这就是我的家了。外来人,比如小偷,走进胡同就会紧张,熟络的邻居们会特别留心外人,所以胡同是长眼睛的,它能让住在这里面的人感到非常安全。”王军把他对胡同的了解化成了一句话:“胡同不论在美学或者功能上,都达到了极致。”在他眼里,胡同似乎就是一个个完美的生命。
  把修缮交给市场
  改造有很多种。在记忆里,我们能够找到一段关于南池子的记载。那一条留存着无数历史文物的胡同,就在一阵烟尘中訇然倒下,一个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到底什么样的改造才是我们想要的?
  “对于胡同的改造,我觉得烟袋斜街是个典范。在那条胡同的改造上,政府做了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做了市场该做的事。政府只投入了160万,把天然气埋进去,把路铺好,然后告诉大家:这里是不会拆的。于是大家便有了信心,便愿意自己投入去修缮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出修缮标准。”烟袋斜街改造一年后,王军又来到这里,这条胡同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年破败的景象,焕发出了生气。“我看见一个小店的主人用彩色的线钉成了店的招牌,我看见卖盗版光盘的地方已经变成卖旅游纪念品的店,我在想,他们是多么爱这个地方呀!”这样的改造就像针灸,政府只需要把针扎进穴位,身体的经络自然就开了,舒筋活血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王军又给出了一个精妙的比喻。
  “在我看来,胡同的改造需要遵循几大原则:第一,要严禁行政强制力量的介入;第二,文物部门一定要加大文物普查力度,明确该保护、修缮的历史文物;第三,要营造私有财产安全且易于流通的法律环境;第四,严禁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说这些时,王军并没有运用一点点比喻,每一个字都说得斩钉截铁,像极了人们给他的名字“保护古城的战士”。
本报记者 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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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改造不是精装修
  访北京档案馆研究室研究员 王兰顺
  东城区过去属于内城,东四三条至八条是东城区非常重要的胡同区。刚解放的时候,东城区是由东单区和东四区组成的,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不一样,东单区因为靠近东郊民巷使馆区,所以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这里的文化中西交融;而东四地区则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王府、宅第、仓场特别多,正因为如此,带动了周围的商业,应运而生了许多商铺,尤其以金融业闻名。
  在朝阳门大街一带坐落着孚郡王府,它是道光皇帝的第九个儿子的府邸,此前这里曾是怡亲王府。除了气势恢宏的王府外,这里还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四合院都是四进院的,这说明居住者身份显赫。过去,从通州那边运来的粮食,不少都是经朝阳门运抵东四地区的仓场,比如海运仓、北新仓、南门仓、东门仓等,它们同时也是胡同的名字。从前,围绕着东四牌楼坐落着京城四家重要的“银号”,民间曾这样形容一个富人:“头戴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四大恒”指的就是这四家银号,曾经有一段时间,它们左右了京城的金融业。
  北京东西走向称胡同,南北称街,胡同顶头的房子一般都是铺面房,是为在胡同里的人提供生活所需的,连成一排的铺面房形成了一条商业街。王兰顺说,他在北京市发改委的网站上看到东四四条、五条和南锣鼓巷(宽街往北)要扩路的消息,看来有一些胡同又要为城市建设“捐躯”了。据悉,南锣鼓巷是北京保存最好的一片四合院区域,非常有特点,过去这里是一条商街,东西对称各八条胡同,宽窄一样,当时人们形象地称它是“蜈蚣街”,如果扩路拆迁的话,这种风貌肯定就被破坏了,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蜈蚣街”将名不副实。
  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东富西贵”,说的是东城商业发达,西城贵族偏多。清朝入关以后,曾经先后封了12个铁帽子王,其中8个住在西城,4个住在东城。清代大臣福康安过去就住在东四三条。北京的保护院落挂牌的一共是1200个,东城区占了一半,600个。东城的胡同前几年统计是500多条,估计现在400条都不到了。过去东城北边有一条叫“遂安伯”的胡同。在清朝“伯爵”也是一个级别,遂安伯名叫陈志,以他命名的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在“遂安伯”胡同的南边还有一条胡同,过去叫“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这条胡同马上也要消失了。还有位于“遂安伯”胡同西侧的金鱼胡同也拆了,过去这条胡同就住着一户人,是清末著名大臣那桐,清华大学的牌匾“清华园”三个字就是他写的。现在他的府第成了一条大马路,只有宅子里的亭子和假山石还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北京就是一个苹果,城墙是皮,胡同和四合院是瓤,中轴线和皇宫是芯,现在皮儿没了,瓤儿也被‘啃’得差不多了,故宫已经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中。”王兰顺形象地比喻着。中国建筑讲究“借景造园”,什刹海过去有一景,叫“银锭观山水倒流”,站在银锭桥上,能看到远处的西山,水在桥下是倒流的,现在隔着高楼大厦上哪儿观山去啊?
  在民国的时候,大约在1936年,当时的北京市工务局曾经搞过一个有关北京改良四合院的规定,给修缮胡同和四合院的人员制定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沿用了老工艺,对砖和灰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现在出现了很多先进的材料,虽然没有必要完全因循守旧,但要做到修旧如旧,对于有些修缮做法,王兰顺表示很难接受。“比如拿洋灰抹墙,完了再用抹子把砖缝勾出来。更有甚者,还有用涂料直接刷的,最离谱的还有刷成粉色的。好多外国人都对中国的古代建筑很感兴趣,难道人家来了就看这个吗?让人有受骗的感觉。”另外,过去有规制的四合院的倒座房(临街的南房)是没有窗户的,现在有窗户的不是后来人为增加的,就是民国晚期建的房子。为这样的房子增加“雨搭”也是考虑到它的实用性,本无可厚非,但有些雨搭挺可笑的,上面做成一个个瓦当的形状,中间雕的是龙。我们都知道,龙在过去可不是随便的纹饰。还有“门钹”,就是敲门用的响器,有些人觉得它们太旧,索性拆了换新的,新的门钹是一水儿的仿铜狮子头。“我觉得这主要是没有文化造成的。”王兰顺说。胡同应该是有历史感的,否则将失去它本身应有的味道,破败感不等于历史感,老胡同应该修缮,应该整治,但有些必须按照老工艺走,胡同改造不是“精装修”。
  编后: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正在展出《品位东四艺术作品展》,大量的老照片和艺术作品散发着旧日老北京的生活气息,那些残存、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老胡同图片将我们拽回到往日时光中。在展厅中的一个东四地区沙盘上,我俨然看到一场“惨烈”的战争场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占据了沙盘的半壁江山,仅存的一半老胡同和老四合院也正在被高楼大厦从各个方向层层包围、击破,有的则悄悄地打入胡同内部,从里面步步“蚕食”。也许不到最后我们谁也无法断言这场“拆与建”的战役结果会怎样,但从沙盘的形势上来看,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作为北京名片的老胡同和四合院难道要成为北京的碎片吗?
本报记者 王艳/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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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问题可以交给时间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住宅与社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杰
  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说,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利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张杰教授也有着同样的理念。
  保护是正确的 实施是粗糙的
  “保护的思想一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做得很粗糙。粗糙的结果是完全背离了当初的思想。”张杰认为,东城这一次对胡同的“精装修”是件好事情。但是,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修出来的效果,就他的观察,前一两年内,类似的修缮都不是很成功。
  近些年,生活在北京的人不难发现,很多狭长的胡同不见了,一条条拓宽的大街纵横交错着;很多老门头被拆了,一个个带着刺鼻油漆味的仿古门脸立在身边。“胡同是一种文物,并不是用水泥把它抹新了就是好的,这对于它的手工艺价值来说,甚至是毁灭性的。这和收藏古董的道理一样,给古董家具刷上一层厚厚的漆,它的价值就没有了。老东西就应该保留着老东西的味道和感觉,如果是搞运动似的粗糙修缮,还不如不修。”张杰说,胡同的修缮并不是刷一刷这么简单,里面的乱搭乱建要拆除,旧时的格局要恢复,像这种纵深层次的修缮才是更有意义的。
  “这次的修缮是一个好契机,但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一定要细致。2008年,会有很多人来看我们北京的胡同,大家要看的是历史,是原汁原味。明眼人看门道,如果没看到会觉得失望,不是名眼人的看热闹,如果做得不好会让他们产生误会,以为北京几百年留下来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修缮不好的 交给时间解决
  曾参加国子监改造规划的张杰对于如何修缮这个问题的理解颇为深刻,“12年前,讨论改造方案的时候,竟然有人很严肃地提出胡同是不是要每隔一条拓宽一条。虽然现在听来可笑,但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在发展,而认识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现在的技术或者资金还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效果,那就把它交给时间。”
  “现在,方案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但是技术上很多要求都不能达到。胡同属于公共财产,国外做这类修缮的时候,都会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并且有严格的实施标准。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要尊重技术,做文物保护,只有热心和魄力是完全不够的,很多东西都是在保护的名义下被破坏的。”同样拥有众多历史文物的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规定全面、完整。例如,在一幢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墙上钉一颗钉子也要有许可才行;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建的房子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轻者罚款,重者判刑。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自觉自愿地主动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人,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这样,即使在被法律或规定忽视了的文物保护的“盲区”,任何一个个人或机构出于一己私利想滥用古迹,都是不太可能的。
  “很多有历史的东西是不能搞成大众文化的,一旦造成了破坏就是不可逆转的。”张杰说,目前我们很多技术上的难题还是难以跨越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比如把快要塌了的地方修一修。很多事情没把握可以不做,不做不一定是坏事。”
本报记者 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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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哀:胡同不该成绝唱
  访著名摄影家 徐勇
  徐勇是从1989年开始拍摄胡同,但是真正关注胡同是在1986年。“我拍摄的最早的一张胡同照片是在1974年,那时候还是作为一位摄影爱好者,很散漫并非有意识的行为,只是觉得很有意思。真正吸引我拍摄胡同是在1986年,我为美国世界华人电视台拍摄一部叫《中国画》的电视片,拍摄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师的故居,他们的故居都是在胡同里。从那个时候起,胡同里的门墩、石阶、门楼、四合院的深厚内涵和文化渊源深深地吸引了我。”徐勇感慨地说。
  这之后,徐勇开始用相机记录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并非简单的生活记录,或者简单地收罗建筑的式样,从徐勇的《胡同一百零一像》中你会发现,它是在叙述一个很绵长的故事,一段历史。正如徐勇所说,“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人几百年传统生活的延续和真实写照,这本身就是一种活化石,它跟现在的都市生活完全不一样,邻里之间守望相助那种人间的亲情,就是北京的文化”。为了拍摄胡同,他走遍了四城区,但拍摄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个城区。这两个城区属于内城,历史悠久,从元代延续至今。这些胡同比较经典,格局好,由南向北整齐地排列,院落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记得刚开始拍摄胡同的时候,北京的胡同还有上千条,但是令徐勇也没想到是,90年代以后北京迎来了房地产开发的高峰,城市拆迁大刀阔斧,胡同和四合院大片地倒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
  其实,城墙和胡同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则齿寒。正是因为有了城墙的包围和保护,人们才能在胡同中安静地生活,没有城墙,胡同和四合院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五六十年代时,我们拆城墙拓宽道路,胡同变成了通往二环路和三环路的交通要道,安宁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胡同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当然,胡同的面貌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的,而是在清末。随着封建王朝的推翻,胡同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身在其中的贵族,他们开始大量地变卖房产,原本一家一户的生活形态被改变了,逐渐沦为今日的大杂院。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像《骆驼祥子》中就有当时胡同和四合院状况的描写。徐勇认为,是一些人的无知和利益的驱动让胡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我们没有善待胡同,也没有很好地去保护胡同。
  拍摄胡同这么多年,徐勇感到:现在的胡同变化很大,已经拍不出当年的意境。原来是一个宁静的生活环境,今天变成了车来车往的喧闹场所和杂乱的商业街区,这都是对北京胡同和城市核心价值的破坏。过去有句老话:“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而今时今日它们还在飞快地减少。尽管今天徐勇还在拍胡同,但他哀伤地表示,胡同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是面目全非。他出版于1990年的摄影集中的胡同,让人感到悠悠的诗意,但徐勇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历史了。摄影集中第一张照片是《雨中胡同》,拍摄于柳巷胡同,胡同两旁的四合院掩映在两株茂密的古树之下,雨滴“正”劈里啪啦地落在胡同地上的水洼里,放眼望去,另一条胡同的院落在雾气昭昭的雨中若隐若现,非常有意境。不过徐勇告诉我们,这条胡同已经不在了……
  对胡同进行修缮是一件好事,但是保护要有具体得当的措施。什刹海是一个拥有700多年悠久历史的环境,里面有王府、寺庙和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院落、房屋,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片胡同变得越来越商业味十足。徐勇说,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跑来告诉他,说什刹海一些胡同被粉刷了,四合院的门都被涂成红色的了,而过去只有王府等够级别的大门才能用朱漆大门,老百姓的门没有红色的,这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这种保护就是一种破坏。
本报记者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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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消失是一种必然
  讲述人:万依 明清史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胡同的衰败不是近20年的事,但胡同的大面积消亡却与北京的城市改建密不可分。从元代开始确立北京城的胡同居住格局,到了明清时日渐完善,从等级制度到建筑形式,都非常符合那个时候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东西两城的胡同中住的人物非富即贵,院墙也就是构成胡同主体的建筑材料都是一等一的好砖,规格比城砖略小一些,垒完之后还要在外面刷上一层青灰,胡同宽窄整齐划一,就连种植树木的高矮都差不多。院落按等级大小固定,不能增建,大员大商们的作息基本统一,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包括晚间的堂会,都是慢悠悠的。那时的胡同就像官员脚下的四方步,稳健而从容不迫。
  南北城的胡同里住得多是平民,钱不多,也没什么地位。盖房垒墙用的多是二手的碎砖,也没钱刷浆,所以不少胡同的颜色都是红灰相间,深浅有致的。胡同也几乎没有平直的,每家都想让自己住得宽敞些,所以私自乱建占街的不少,好在那时的官府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按时查验,要不北京的胡同早已经乱了。那时一般的平民是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的,夏天的晚上多以坐在胡同的两侧聊天为乐,家长里短,绯闻政策,无所不谈。北京人喜好谈论政治的习俗应该就是在那时留下来的,而胡同就是平台。
  民国以后,政体发生了改变,随着一大批王公贵族的没落,胡同也日渐衰败。开始是一间房一间房卖,后来就是一个院一个院卖。占了小房的想扩建,占了整院的想翻修。于是胡同不那么平整了,而再建院落所用的材质大不如前。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浮躁了,但这些就为日后胡同的告别埋下了伏笔。
  1949年之后,先是大规模的破旧立新,再是大量的人口激增,一个一家人住的院子,住进了十家;一条百十人呆的胡同,涌入了上千人。蒸一锅饽饽吃几天的时代结束了,炒菜的油越来越大,在屋里做饭显然成了自虐的行为,于是趁着唐山地震广建地震棚的机会,一批扩张自家居住空间却挤压公共生活的小厨房留了下来。而老房子再高也成不了二层楼,多出来的儿女们睡在哪儿?更别想之后的停车问题了。北京胡同里绝大部分的老房子都是失修失养,“危、积、漏”严重,危房比例由解放初期的5%,至今已达到50%以上,无自家厕所,无天然气管道,大多数用煤取暖。据北京市建委房管处统计,目前,旧城区内有危房202万平方米,涉及居民7.1万户,如暂按23万元/户补助拆迁费计,就要100多亿元……老百姓苦了,开发商乐了,北京从宜居变成了宜商,社会节奏从缓慢变得飞快,人心再次思变。在一个高速前进的社会里,还把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明清的东西放在里面,是绝不可能的,改变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居住建筑风格必须改变,于是胡同的末日来了。
  这是一种趋势,如排山倒海不可逆转,一切总会风吹雨打去,胡同终将是北京的过眼云烟。
  曾经多如牛毛的胡同变得屈指可数,即使留下的也多是面目全非。东堂子胡同是名人故居云集的地方,文学大家沈从文的故居已经成了马路,一座大楼下面埋葬的是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故居,而我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的故居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开始拆迁胡同时,是大快人心,后来是日渐痛心。改建胡同的方案很多,但能贯彻,能落实的几乎没有,这其中有人的问题,有钱的问题。人们都在等,都在怀念,但等到的都是一个个相继而来的“拆”字,怀念之后都是“哀莫大于心死”。
  如今,这个城市很现代,那些高楼大厦不知要比胡同高出多少,而旧人旧事旧物尽毁,霓红闪耀,城市喧嚣,而还有谁知道曾经的历史,失落的文化?
  好在还有人惦念着北京的以前,几片胡同保护区,既是态度也是希望。不要把眼光全部集中在什么“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的问题上,再过60年,北京还能有个胡同博物馆就不错了。不是悲观,是对现实延伸的希冀。
  据说,先动手留下希望的是东城区,看了看东四十三条也在其中。想想1950年时,此地的名称还是慧照寺胡同,而胡同中的17号院曾是一代古琴大师管平湖的故居。曾经小院中也是仙乐飘飘荡荡,其名作《流水》恰犹如清泉铮铮淙淙。曲中场景伯牙抚琴,是何等的超然,樵夫子期驻足聆听,道:“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心中一动,继续弹奏,子期又道:“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叹道:“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病故,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
  如今胡同断弦再续,子期何在?
本报记者 王立成
链接 香港女孩眼中的北京胡同
  来北京之前,早已听说过北京的胡同是多么的有名气,是一个不能不看、不能不游的旅游景点。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我忍不住查了一下,胡同原来就是蒙古语中的“小巷子”,一些小街道的名称。
  看到“小巷”两个字,我不期然想起了香港脏兮兮,并且又暗又黑的后巷。当时的我心里对胡同没有什么具体概念,也没有感到多大兴趣,更想不到它有何历史意义或文化价值。胡同不就是一条较为狭窄的街道嘛,干嘛人人都说北京的胡同非去不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决定只身去“钻”一下胡同,窥视它的奥秘,一探它名声背后的虚实,看看它有什么本事,能令北京人为之倾倒。
  “小姐,你要坐车游胡同吗?”一踏进后海,三轮车车夫纷纷向游客打扮的我招揽生意。我摇头说不,决定徒步前往胡同,一步一步地去感受胡同的风味。一拐弯,一条干净、整洁、明亮的胡同立即出现在我眼前,与我所想象的胡同大相径庭。或许因为这是一个旅游区吧!胡同被翻修了,墙壁都重新漆了,使胡同变得更方便游客参观的同时,却好像缺少了那种古旧的风味。在我看来,现在的胡同,好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工具,一条专为游客而设的街道,因而显得过于人工化及商业化。
  往后数天,我“钻”了更多不同的胡同,在羊房胡同、东四三条等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看到老伯伯在屋前乘凉,老大妈慈祥地看着孙儿玩乐,处处呈现着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再走几步,又看到了售卖水果、小吃等的摊贩,向邻近的家庭提供各式各样的食物。再听听老人家的闲话家常,便能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深厚的感情,邻里之间密切的关系,胡同里没有陌生人的感觉,大家互相守望相助……这都是现代楼房“老死不相往来”所不能比拟的。在这些胡同里,我充分体会到北京人浓浓的睦邻之情。
  一阵汽车喇叭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辆黑色房车驶进了胡同,路人只有靠边站的份儿,闪着身让房车驶过。狭窄的胡同有点儿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仍然停留在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或许这就是那么多胡同被拆卸、改建,继而重新发展的原因,要避开被淘汰的命运,也许翻新胡同,将之纳入保护区域也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常言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却说“不游胡同枉访京”。每条胡同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每个胡同也满载着老北京人温馨的回忆。在我眼中,只有保留胡同,才能把北京文化传承下去;只有宣扬胡同特色,才能使外地人更深入地了解北京人的特质。
周静汶
  北京名胡同(一)
  从元朝开始胡同的名称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是民国后才有的。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因历史事件而闻名——东交民巷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进驻了这条街巷。以后,一些国家又陆续在这里建立了大使馆、兵营、警察署(所)等,东交民巷就是从此而得名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公然下令官兵抢劫焚掠三天,东交民巷的大火经日不熄。1900年,英勇的义和团曾多次突破敌人的炮楼,冲进东交民巷,侵略军伤亡惨重,鬼哭狼嚎。1925年“五卅”运动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都有革命先烈的鲜血洒在这里。
  因小吃而闻名——门框胡同
  旧京前门外的门框胡同,是老北京有名的风味小吃一条街,它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一丈,却吸引着成百上千的老北京人纷至沓来,一享口福。年糕王的豆沙馅年糕、毓兴酒缸门口的羊头肉、同义馆的炒火烧、祥瑞号的褡裢火烧、醇香的复顺斋酱牛肉等。集一时之盛,成为民国年间一处引人入胜的市井风光。
  因脂粉而闻名——八大胡同
  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以西。“八大”是虚指,是北京旧时流莺香脂聚集的地方。公认的八大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
  因歌曲而闻名——百花深处胡同
  《北京一夜》歌词中有“来到了百花深处”,“百花深处”是北京的一个地方,典故如下:明代万历年间,一对年轻张氏夫妇,勤俭刻苦,在北京新街口以南小巷内,买下20余亩土地,种菜为业。数年后,又在园中种牡丹、芍药、荷藕,春夏两季,香随风来,菊黄之秋,梅花映雪之日,也别具风光,可谓四时得宜。当时文人墨客纷纷来赏花,这个地方被称为“百花深处”。张氏夫妇死后,花园荒芜,遗迹无处可寻。这个地方变成小胡同,百花深处的名字,流传至今。
本报实习记者 张晨/辑
  北京名胡同(二)
  因名著而闻名——小羊圈胡同
  老舍名著《四世同堂》的故事主要发生地,也是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现已更名为“小杨家”和“大杨家”两个不起眼的小胡同,虽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这里却依然保留着当年老舍笔下的影子。那窄小的“葫芦嘴”,想一下子就找到还真不容易。如果不是墙上钉着的标牌能够提醒人们注意,是很容易错过的。窄小的胡同仅容一人通过,而且走不上几步就会“撞墙”,难怪许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死旮旯。其实走到头就会发现可以左拐,可前面又要“撞墙”了!没关系,再大胆走过去,顺着墙角往右拐,再一拐,“忽然眼一明”,看见了一块空地,这大概就是老舍所说的“葫芦的胸”了。再回头看看刚才进来的路,曲曲弯弯,狭窄细长,可不正是“葫芦”的“脖子”嘛!空地右边,也就是胡同的南侧,凹脖儿里的那扇小门,门牌上写着“小杨家胡同8号”,那就是老舍童年时的家了!
  因居住多位名人而闻名——菜市口胡同
  这条胡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先后在此居住人数最多的一条胡同,总数达30余位。丞相许维祯、陈元龙在此居住;清代同治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7~11号;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住胡同北头;陕甘总督左宗棠住16号;诗人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居住;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在菜市口胡同居住;“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29号,康有为、梁启超经常来此与之相聚;秋瑾曾在该胡同所设女学堂任“教习”,其间住在35号的“休宁会馆”;1916年,李大钊在菜市口胡同路西办《晨钟报》,陈独秀、瞿秋白经常来此,鲁迅为图书馆选址的事不时到此找人;大律师刘崇佑资助周恩来赴欧,他住该胡同中段路西。在此居住的还有徐乾学、洪亮吉、毕沅诸人。1998年拓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得踪迹全无。
本报实习记者 张晨/辑
  胡同中的故居(一)
  胡同是一本古老而深邃的大书,在这本书里,既有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也有名人大家的风雨历程……走进名人故居,仿佛又见到了昨日的他们。
  宋庆龄故居
  (西城区什刹海后海北沿46号)
  这里原是清康熙朝重臣、大学士明珠宅邸的一部分,后为乾隆朝重臣和坤的别墅,清光绪十五年,为醇亲王新府邸的花园——鉴园。这里也是名人故居中占地面积最大的。
  郭沫若故居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这里原是清代和坤的一座花园,后成为恭亲王奕 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把王府和花园卖给辅仁大学,把此处卖给达仁堂乐家药铺做宅院。1963年10月,郭沫若始居于此。故居为大型四合院,大门内有一座树木点缀的土丘,二门内的5间北房为其工作室和会客厅,东耳房是卧室,东西厢房各3间。四周回廊环抱,有封闭式走廊通往后院,另外还有一东跨院。
  鲁迅故居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这是一座三开间的小四合院,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一直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南房是会客室,北屋东西两房间分别为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夫人的住室,中间一间为餐厅,北屋当中一间向北凸出一小间,面积仅8平方米,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陈设十分简朴。此故居是他最后的一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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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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