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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杆胡同

2012年03月05日

  胡同中有卖箭竿的小店,人们就把它叫做“箭竿胡同”,后来变成了“箭杆胡同”。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反封建战斗的前线指挥部。
  北京故宫的东边,是个典型的胡同套着胡同的地方。在这片胡同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胡同的原名叫“孟公府”,后来叫“智德北巷”。智德北巷中间有一条向南去的狭窄的小胡同,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箭杆胡同。
 

箭杆胡同[墙根网]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一提到箭杆胡同,有的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胡同细长好像弓箭的箭杆,所以得名箭杆胡同。实际可不是这样。箭杆胡同原来写作“箭竿胡同”。“箭竿”何许物件?就是将高粱竿刮光溜儿后,糊上纸,用来扎纸人、纸马,或者糊房子顶棚做龙骨用。这条胡同中据说原来有卖箭竿的小店,人们就把它叫做“箭竿胡同”。只是后来才演变成“箭杆胡同”了。
  箭杆胡同离封建堡垒象征的紫禁城很近。可是,1917——1920年,箭杆胡同9号(今20号)却成为反封建战斗的前线指挥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群益书社的负责人一起,为了给出版《新青年》杂志的书局招股份,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旅舍内。1917年12月26日,就在北洋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蔡元培就来到陈独秀住的旅社,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起初陈独秀还有顾虑,因为《新青年》杂志社还在上海。蔡元培真有的三顾茅庐的劲头,几天内好几次到旅舍,答应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
  1917年初,陈独秀举家搬进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不久,《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到这里。
  据北京市东城区房地局现存的房屋档案记载,当时的箭杆胡同9号总面积有460平方米、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3平方米。整个院落分东、西两个院。两个院相通的,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9号,朝西的街门是妞妞房9号(妞妞房现名骑河楼南巷)。解放初期登记时的业主是孙志诚。孙家的先人据说是“在宫里做事儿的”,房产来自祖上遗产,购于民国元年。
  当年孙家住在西院,东院整个都租给陈独秀了。东院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那间小房是传达室。两间东房是陈先生车夫和厨子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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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北上箭杆胡同9号后,以北大为依托,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像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等。当年,箭杆胡同不知见证了这些文化巨匠多少次匆匆的身影。9号这座不惹眼的小院,率先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攻击。从这里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深深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新青年》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从1918年起几乎全用白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作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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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陈独秀和《新青年》宣传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引起反动军阀政府和封建守旧派的仇视和反扑,千方百计地攻击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思想激进,性情暴烈,是反封建旗手、斗士。但他“名士遗风”也很浓厚。虽然1918年加入了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戒律的道德会,可是他的私生活并不很检点,居然忙里偷闲去逛妓院。结果授人以柄,反对他的人在报上大加渲染,掀起“倒陈”运动。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召集北京大学“关系诸君”,在引见陈独秀进北京大学的汤尔和教授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拿下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位置。
  4月10日,北大教授会议决定正式废除学长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看似自然、实则有意地被解除了。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仍然继续就任北大教授,附加条件是给假一年。从这个时候起,陈独秀实际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就在4月,陈独秀对北京的居民情况做了一个调查。当时北京有洋车夫4万多人、排字工人1万多人、公娼私娼1万多人。失业贫民占人口总数的1/10。根据自己的调查,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贫民的哭声》的社论,认为“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但那些不劳而获的军阀、官僚、政客、贵族们,听不到穷苦人的哭声。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阶段后,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 11日晚上,陈独秀与邓初、高一涵一起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撞见,当场扭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里12点,100多军警包围箭杆胡同9号,破门而入,搜走许多信件。
  陈独秀保释出狱后,在1920年1月离开北京赴上海。2月,陈独秀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等人,乘火车从武汉返回北京。陈独秀被保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但陈独秀不光未经许可去了武汉,而且还公开发表演说。北京政府得到陈独秀回京的消息后,在箭杆胡同9号布好军警,准备再次逮捕他。李大钊闻讯后,派人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的家里暂时避难。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2月中旬,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下乡讨债的商人,出朝阳门去天津。李大钊让陈独秀头戴毡帽,穿上王星拱家厨子油花花的背心,躲在车里,不得露面与说话。因为陈独秀南方口音会露了马脚。说河北话的李大钊则坐在车把上,携着几本账簿,像个外出讨年关账的生意人。就这样,两个人平平安安地出了北京城。后来,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到了上海。不久,《新青年》编辑部也从箭杆胡同9号迁回了上海。
陈独秀的一生是复杂的。
  毛泽东这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这里顺带着插上几句。箭杆胡同北边的智德北巷,就是以前的孟公府。解放初期,孟公府2号,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和夫人孟庆树一家9口人的住宅。这个王明,就是在中共历史“左”、右倾错误都犯过的那个王明。1950年10月,王明去苏联治病。1956年1月,王明再次去苏联治病。从此离开了孟公府2号。1974年3月,王明客死他乡苏联。不过,现在孟公府胡同2号早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大厦。
八九十年前,箭杆胡同是非常热闹的。现在这里却是普通北京人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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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杆胡同

位于东城区西南部。北池子大街东侧,属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南北走向,南端曲折。北起智德北巷,南止骑河楼南巷,东邻北河沿大街。全长153米,宽5米,沥青路面。...[详细]

箭杆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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