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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吉安所左巷

2012年03月11日

 电视屏幕上清宫戏泛滥,那些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虽然在屏幕上挺鲜亮的,可真实中的她们,深宫高墙,地位低下,命运实在可怜。就是死后,也不能和“主子”在一个地方归天。

  现如今在北京景山东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这个名字的来历,就和悲惨的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相联系着的。

  吉安所左巷的西边,在清朝时有个吉祥所。您别以为是什么吉瑞祥和的场所。整好掉了个个儿,是棺殓、发丧苦命的宫女的地方。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后、皇贵妃、皇妃、妃亡故,在紫禁城内诵经治丧。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死了,就在吉祥所按品位治丧。辛亥革命成功后,宣统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居住时,吉祥所还用着呢。

  当时的吉祥所,南北200多米长,东西100多米宽,四周红墙,墙头却是灰色筒瓦。红墙内是荒芜草地,大院中央高大的厅房,供停灵诵经使用。

  民国初年,吉祥所改名为吉安所。吉安所东边的小夹道,就成了吉安东夹道。后来改称吉安所左巷。

  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张作霖张大帅手下人成立了官产局,将吉安所大院连同四面的红墙,一起给卖了。从此这里成了民宅。由于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一些学生就在这一带租房居住。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刚来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寓”。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住了下来。

北京胡同--吉安所左巷
吉安所左巷8号毛泽东故居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长方形四合院,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铺着青砖,纸糊的顶棚,一铺通炕占据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儿。8个人挤住在3间小屋里,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个职业。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就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身为教授,实际才29岁,比25岁的毛泽东只大4岁。

  毛泽东知道李大钊。他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爱的文章。

北京胡同--吉安所左巷
毛泽东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新闻纸阅览室

  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这里必须说几句题外的话。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192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中,规定图书馆设立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4课,另附讲义收发、缮写两室。图书馆除了主任外,工作人员分4类:助教,负责收集书籍,指导学生阅读,人员必须从北大毕业生中录用,自1920年9月设立;事务员,由资深的图书馆人员担任;书记,一般由增聘的新手担任;杂务人员,包括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那么,“助理员”一说是怎么来的呢?

  追根溯源,“助理员”一说最早出自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当时的情形是毛泽东口述、黄华翻译、斯诺用英文记录的,个别词语翻译不正确也是可能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却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后来的人直译成中文时,就成了如今流传甚广的“助理员”一说。

  应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的不是“助理员”,而是“书记”。不过,当时的“书记”可不同于现在的书记。现在的书记一般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头儿,毛泽东当时的“书记”,只是个管理报纸、登记阅览的小小工作人员。用现在的话,也就是个临时工。

  毛泽东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8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码是200块大洋。当时北京一个4口之家,每月12块大洋伙食费,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如此说来,毛泽东的月薪在当时不高也不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逐渐得到了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了李大钊,另一个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是《京报》主笔,又在北京平民大学、政治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书。邵飘萍思想进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春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了。这时又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湖南。

  北京之行,进一步打开了毛泽东的眼界,迈出了他从湖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因为他虽然始终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但他“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他原本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去“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只是世事变迁,毛泽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罢了。

  斗转星移,毛泽东离开吉安东夹道7号已经快90年了。现在那里是普通民宅,并没有对外开放。毛泽东旧居的铜牌挂在胡同的南口和北口,但来参观的游客还是慕名而来。小院里老百姓的恬静的生活,总让游客多少感到与伟人故居的差距。

  1979年8月21日,吉安所左巷8号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修复了毛主席住过的北房。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一带将改建成充分体现四合院原有风韵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吉安所左巷8号,将来会让游客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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