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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胡同11号院

2012年08月18日

寻找八道湾11号,随着胡同的走向转来转去。北京胡同多是直来直去,这里却不然,多出了许多河道一般的弯曲,据说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河流蜿蜒经过。对于胡同里的七拐八绕,11号院的居民们早就习以为常,而八十年前,也就是从1919年到1923年的4年时间里,一生漂泊不定的鲁迅也在八道湾胡同里迂回过不下千百次,当时,他的家就在这儿。

如今,11号院的大门已经挪了位置,院墙东边还能看出改建的痕迹,过去的门楼就在那里。 风沙一起,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们纷纷散去,将记者的视线引入了院内。

能容纳几十户的宽宅大院

从1912年到1917年,鲁迅在绍兴县馆里过了5年古寺僧人一样的生活,除去教育部的工作,每日里与古籍、金石为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希望和失望过于频繁地更替,鲁迅觉得随之而来的寂寞和苦闷也到了极点。他独自辑录了《嵇康集》,又潜心于佛教经典,但玄学和佛学都没能让这位斗士解脱。直到1917年,二弟周作人来京,他才悟出自己觉得寂寞和苦闷不仅是因为国运衰颓,还有一个原因需要正视———他也需要家,需要亲人的照顾和宽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了八道湾胡同的这所宅院,把家从故乡绍兴搬了过来。据说,鲁迅看重这里,是因为空地宽大,适合儿童游玩。当时,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孩子,膝下尚无子女的鲁迅很喜欢这几个侄儿。

当年宽大的四合院现在容纳了几十户人家,“大”是名副其实,“宽”却谈不上,地震以后建起来的临时房在院中隔出经纬交错的小路。道只有一米多宽,碰上两个居民站在道上聊天,立刻就有了“一夫当关”之势。幸而,“原装”的老屋大多还在,由此可以推断出院子当年的格局。当初,这里显然是一座标准的三进的四合院,前、后院各一排罩房,中院的正房、厢房相当高大,有点儿名门大户的气派。

“阿Q”在前罩房里诞生

据说,鲁迅的书房就在这一排前罩房中。记者敲开中间的一扇门。正午时分,屋内仍显得昏暗,一家几口人正围坐在饭桌前就餐,这是个两套间,西边一间的南墙被拆掉和外面的小房连在一起。屋主姓赵,十几年前搬到这里。据他说,这处鲁迅故居没有西三条的博物馆有名,但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也不少,光他接待过的中外游客就有几十人。他带记者进了东屋,解释说这间现在的卧室就是当年“阿Q”诞生的地方。

常见的鲁迅形象基本上是这样:独自傲然地立着,连头发都倔强得根根冲天。其实,他除了种种伟大的头衔外,还有一种身份:周家的长子。早在父亲周伯宜病重的时候,14岁的鲁迅就不得不一下子长大起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出入当铺和药铺。在八道湾11号院的大家庭生活中,鲁迅仍然视养家为己任,有资料记载,他把工资和稿费都交给周作人的妻子统一开支。

采访了两位老住户,他们都能依稀想起周家二先生———周作人的样子,说是和照片上的鲁迅很像。鲁迅和周作人的相似,决不止于眉目间,他们都为求学去过南京、日本,又为学以致用而北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出任主将。鲁迅曾视周作人为知己,周作人也习惯于生活在鲁迅的庇护下,从1905年到1923年,他们曾合作完成了很多部译作。可惜这两兄弟的合作没能继续下去。

悠闲后院却是“火”起之地

穿过中院正房边的夹道。后院倒是个悠闲的所在,屋檐下高高低低地挂着几个鸟笼,房顶几只花猫在阳光下午睡。周作人、周建人夫妇分住后罩房的西套间和中套间,东套间是周宅的客房。一个大家庭的关系自然不会像分配房间一样清清楚楚,鲁迅和周作人的矛盾也在这复杂的关系中产生了。

1923年夏的某一天,周作人顺着这条夹道走到前院,交给鲁迅一封宣布断绝往来的信,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让鲁迅以后别再进后院了。就此,鲁迅的大家庭生活只持续了三年,不欢而散。十几天后,鲁迅在砖塔胡同租了三间北房,带着夫人朱安搬走了。

鲁迅走后,周作人夫妇又继续在这里住了四十几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在日伪时期“落水”———在伪政府里供职而被关入监狱,周家宅院也有三分之一被国民党政府没收。解放以后,院子里搬进了许多户人家,出狱归来的周作人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平静。

已经83岁的张淑珍女士曾经和周作人夫妇相熟,她说当年院子里的丁香、松树、枣树都是鲁迅栽下的。解放以后,每到春天丁香吐蕊的时候,周作人会在树下漫步。他向来不大讲话,那时候就更显沉默。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也许是在回忆和鲁迅一起经历的往事。

来源:墙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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