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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蒋介石下死命令 10月1日要听天安门爆炸声

2013年10月28日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3年9月18日第9版,作者:张鼎中,原题:《开国大典的特殊防空任务》
  64年前的开国大典阅兵,我被赋予了一项绝密任务。那就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确定,华北军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布置,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天安门的防空秘密行动。
  阅兵预演,空中方队是否参加还在搁置中
  1949年9月中旬,临近开国大典还有十几天,阅兵指挥部安排了一次实地预演。
  预演结束,已是凌晨时分。周副主席主持在天安门城楼内开会研究讨论。领导同志有彭德怀、彭真、汪东兴、罗瑞卿。阅兵副总指挥之一的杨成武到会,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带我和谷德两人参加。当时,谷德是军区侦察科(二科)科长,是阅兵指挥部安保工作负责人之一,而我是预审科兼军法处(三科)科长,并没有直接参加阅兵指挥部的工作。但这次预演,叶部长发给我天安门特别证件,指定我必须来。在叶部长那里,我的任务已经明确,但我尚不知晓。
  会议围绕两个议题。一是预演存在的问题,二是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庆典。就后一个议题,彭老总说:“这次预演飞行队未参加,可以研究一下,还是参加好,飞机可以少几架嘛。”
  阅兵取消飞行队项目,是华北军区和我们保卫部门基于飞行人员情况和确保安全而力争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濒临灭亡的蒋家王朝,利用空军对我袭击日益频繁。1949年5月4日的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事件,大家记得很清楚:国民党军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炸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惨痛的教训,使得北平防空问题越发凸显。如果敌人以空袭方式破坏开国大典,不言自明,首要的目标是天安门。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么,空袭中如何确保绝对安全?
  天安门的对空安全,也不能仅局限于敌方的空袭。大家假设了许多情况,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加强内部防范。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身边隐蔽战线的斗争空前激烈。蒋介石听到10月1日新中国要成立,肺都气炸了,马上找到毛人凤说:“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而且,1948年5月18日城南庄毛主席住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特务内奸策应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我们判定,极大可能问题就出在军区内部,可在开国大典前此案还未破,我们的压力很大。别人一提飞机,我们就头皮发麻。地面参阅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有把握,但一部分飞行员未经严格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一些解放和起义人员,短时间内我们不敢说底数清楚。
  我们心里也清楚,开国大典有飞行队通过,对国内外的影响,对民心军心的激励,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彭老总提出这个建议后,杨成武副司令员表态说:“同意彭总意见,飞机参加检阅可以,架数不能太多。”最后,周总理作指示:“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不参加不可以!所有参阅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
  受阅空军编队是17架飞机、26个架次
  大家都清楚,彭老总发言,周总理拍板,其实是已经酝酿成熟的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央首长离去后,杨成武副司令员留下我们一起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预防空袭保卫工作的问题。大家形成的一致认识是:空中检阅安全,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在挑选飞行员上要做到精益求精,选拔最优秀的飞行员,在政治上过硬,在技术上过硬。参阅飞机要认真地检测、维修,绝对不能发生机械事故。在飞行方队的组织上,亦应精确计划,做出正确的方案报上级批准。而当前的关键,是抽调得力的保卫干部来做好这项特殊工作。
  讨论到人选,叶运高部长马上抬手指我:“我们三科长张鼎中同志最合适。”首长们都了解我。可大家的眼光更多是在问怎么个“最合适”。于是叶部长补充:“张鼎中同志懂飞机。鼎中同志曾在军调部工作,常坐飞机往来蒋管区和解放区,有一次运送我方人员回邯郸,美国飞行员驾机直飞蒋管区,鼎中同志发现航线不对,勒令其折返解放区降落。”
  大家都说:“很不错嘛,‘大鼻子’飞机都能指挥。”我分辩:“可是不一样。那次坐的是运输机,现在检阅的是战斗机,我又不能跟上天。”大家笑说:“那也比我们未上过飞机强!”就这样不容分说,开国大典阅兵飞行政治安全的重大职责落于我肩。
  我们提出直接去华北军区飞行分队进一步了解一下飞机和飞行员情况,这对保障安全至关重要。
  从飞行分队的徐队长、王政委那里得知,准备受阅的一共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观测机5种、共17架飞机。17架飞机的编队是:9架美式P-51“野马”战斗机,2架“蚊式”轰炸机,3架美式C-46/47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观测机。按此编队通过天安门后,其中9架飞机形成“品”字形再次飞过天安门上空。这样,一共是26架次。5种飞机4种速度,在一条跑道上起飞,一条龙从天安门上空通过,看起来非常壮观,可保障安全是很困难的问题。
  他们详细介绍情况后,我们建议飞越天安门时,飞行线路作适当调整,即飞机高度适当提高一些,同时,再向金水桥以南靠靠,尽量距天安门城楼远一些,他们表示可以调整,而且很理解此意图。
  后面几天我独立工作,重点了解飞行员的个人经历与政治思想情况,一一查阅档案,并与每个飞行员认真地谈了话。
  绝密行动,从秘密会议到实战状态
  空中安全,由防空部队自外而内,一层层拦截,向心形成严密部署。但我们还面临一个要害问题——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
  那天,杨成武副司令员召集我、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三人秘密会议。杨副司令员向我们传达: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为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即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对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3人实施指挥。
  杨副司令员画了个平面简图,标明了天安门后方4门高炮的位置。然后说:“于凯同志你——”位置标记在高炮阵地。“我——”杨成武将自己标记在天安门下面的东南角。问题马上显示出来,阵地与东南角不能通视。杨成武副司令员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对,张鼎中同志在这——”话到笔到,代表“我”的标记,落在天安门之上的东北角。
  “明白吗?”杨成武严肃发问。
  盯着图我仔细体会。位置明白,指挥程序当然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发令,我传令,于凯命令阵地执行。敌机从哪个方向来不知道,可我们的飞行队是自东向西,那么发令位置在东,是最佳选择。阵地在后面,斜向东射击,射界开阔,迎着打也比较有利。稍微不利的是指挥,三点一线当然不如两点一线,但起点和终点无法通视,只好增加我这个中间点,而且是制高点。
  于凯对任务也心领神会,只是问:“口令怎么区分?”杨成武说:“我们采用老办法,以红旗联络。口令没多余的,举旗就射击,红旗一举保证四炮齐发。到了那一天,高炮分队必须提前观察和跟踪目标,不能我这边举了红旗再观察。但是,高炮分队绝对没有自行开炮的权力和任何理由。于凯同志,你拿脑袋给我担保。”于凯说:“是。”战斗英雄于凯,大个子山东人,口音很重,人非常爽快。
  杨又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阅兵的我方飞行队,万一出现有一架或者几架飞机俯冲天安门,同样的,我发号令,我们三人举旗,立刻开炮,不能犹豫。”我俩道:“是。”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斜道台阶上,健步登城。那一刻,广场上欢呼声如浪,我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想想自己随党南征北战12年能活下来,还能参加开国大典,我真想喊“毛主席万岁!”可我不能。任务在身,不应离开位置一步。更不能一激动,喊的同时手中旗子举起来——对于下面的于凯,那就等于杨成武副司令员的号令啊。
  整个检阅和游行,我站立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一动不动。两耳听到的是装甲兵、炮兵、伞兵、骑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伴随着鼓掌声和欢呼声,当炮兵、坦克车辆通过时,空中飞机方队的隆隆声传来,一架大运输机率先通过,接着一架跟一架通过,最后是品字队形飞机通过。飞行队我能看到,但不敢细看。我的眼睛始终聚焦于杨成武的身影。
  这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名飞行员的政治审查都是我直接经手的。我们和高射炮阵地严阵以待,是在防备和弥补我的可能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此刻的极度紧张心情,不是我怕担责任和能否担得起的问题,而是绝对不能有负人民,绝对不能有负历史,绝对不能有负自己浴血以赴的奋斗理想。
  17架加9架循环飞行的飞机共计26架次,总算平安通过了,我长出了口气。费了那么大劲,做了最坏的准备,结果平平安安。平安就是胜利。
  记得总结工作时,杨成武副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了句:“防空工作,真难,在危急中走了步险棋,也是一步高棋。是对年轻空军的一次考验,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件防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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