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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老炮儿啥样:1968年的北京夏天

2016年01月05日

“老炮儿”即北京话中的“顽主”、“混混儿”。
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1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
真实的老炮儿啥样:1968年的北京夏天[墙根网]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2期
文"米鹤都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笔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
笔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结怨“红八月”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
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 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 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
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 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 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 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
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小混蛋”崛起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
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
“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968年的北京江湖》,周长利的父 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 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 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 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导火索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
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
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面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据边作军回忆,当天周长利教训他们:要打又不往死里打,人家肯定要回来寻仇。得,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集结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周长利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
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 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 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
遭遇
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
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周长利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
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
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
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周长利。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周长利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
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周长利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周长利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
周长利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重创
王南生赶到时,周长利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周长利,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
周长利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看见王南生,周长利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周长利头上一锤子。
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周长利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
跟着,祝××上去,又给了周长利一剪子。“这是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
这时,他急了,拦着其他人说:“行了,别打了!”他对周长利说:“你跪下!叫红卫兵爷爷!”
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激动,感觉这就像一种“审判”。“小混蛋扑通跪下了,清清楚楚地叫了声‘红卫兵爷爷’。”
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王南生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
最后一击
王南生打算先把周长利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
此时周长利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
那人不得已,带着周长利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周长利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王南生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这时,周长利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周长利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
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
周长利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
周长利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
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
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还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
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
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
“流氓杀人犯”
事后,王南生等人顺着运河边回了学校。中途,他让小坛子把刀扔在了运河里。
中午,他们一起到工农兵食堂(即惠丰堂)吃的饭。王南生嘱咐大家:“这回事情弄大了,大家要统一口径,都别主动说出去。如果公安局要问,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前面的事我都担着,因为我已经向公安局报过案。后面怎么回事,咱们都不知道。”
下午,王南生准备回家,刚到罗道庄,就被两个骑挎斗摩托车的警察截住了。当晚,他和部分涉案者被关进了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之后,他被转到海淀分局的看守所。
为这一案,公安部门前前后后抓了70多人。由于王南生拒不交待,或许还有其他原因,祝××和刘沪生等少数主要参与者,始终没有被抓。
关押期间,在王南生就读的翠微中学、他家所在的七机部大院等,举行了四次上千人规模的批斗会。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流氓杀人犯王南 生”。他每次都在台上喊:“我不是流氓,我们是打流氓的!”每次都招来一顿打。后来,牌子上终于去掉了“流氓”两个字,变成“杀人犯王南生”。
当年9月,他与同案的苏××、小坛子、刘××、马天儿、柱子、秦桧儿一起,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叫“黑帮子弟学习班”,后改称为 “中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那天被迫骑车带周长利去医院的那人本来与此案毫无干系,可能因为他父亲也是个黑帮,也被关进了这里。直到那时,他们才知 道这个“冤大头”叫杨××。
王南生前后一共被关了400多天。1969年底,因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父亲获得释放,根据这个学习班不成文的规定,他也获释了。
按照“三天内离开北京”的释放条件,王南生去了外地,在父亲的老部队——40军120师当了兵。
“兵匪合流”
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所说,周长利死后,北京市的玩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王冀豫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他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其后在江湖中崭露头角的达智桥“菜刀队”。但“菜刀队”的玩主们并未与大院的老兵们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大家时常碰到,还点点头。在王冀豫看来,“菜刀队”实际上吸取了“小混蛋”的教训。
1969年,大院里的老红卫兵们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好勇斗狠的风气不再。后起的大院子弟与玩主迅速融合,进入了王山所说的北京文革历史上极其独特的“兵匪合流”时期。
王冀豫在山西插队时,曾在永济火车站遇到过昔日小混蛋的一帮兄弟。双方都很客气。
这些人多是从新疆跑出来的劳改犯、劳改就业人员,专门在陇海线上扒窃,被称为“吃大轮的”。为向王冀豫演示其神偷妙手,有两人顺手从一个给生产队卖驴的老大爷身上偷了100多元,随后又把钱还给了他。
“他们在向我展示,盗亦有道,这种钱是老头的活命钱,不能偷的。”王冀豫说。
“混蛋找我来了”
让王南生等人不能接受的是,至今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仍然认为,他们这些有背景的干部子弟无法无天,可以打死人不偿命。
这一案的涉案人员中,大都被关了一至三年不等。王南生承认,他们中确实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但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优待”,没被重判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责任很难完全分清;二是大都是未成年人犯罪(那天的参加者中,不满19岁的他算是最大的);三是周长利是被立案的刑事犯。他希望那些认为周长利是 对抗权贵子弟的平民英雄的人注意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穿的军衣、手上戴的手表、天天下馆子挥霍的钱,都是偷、抢而来。而且,当年从上到下都提倡所谓的“群 众专政”“文攻武卫”,私设公堂、草菅人命的情况司空见惯。
“小混蛋事件”前的1967年8月,王冀豫曾在“粮校武斗”中伤人致死,被关进监狱,后也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据他所知,当时对于文革中未成年人 的过失杀人,基本上都没有重判。与他同监的一个姓刘的中学生,因被“黑帮子弟”抢走毛主席像章而杀死了对方,证据确凿,但一年后无罪释放了。“不能用今天 的法律观念诠释文革中的乱象。”王冀豫说。
但王南生承认,小混蛋再怎么样,罪不至死。“我们虽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等于用私刑杀了他。因此,不说在法律意义上,即使在江湖道义上,我对小混蛋也还是有亏欠的。我个人对他的家人表示歉意。”
周长利死后,王山等人一直怀疑有人出卖了他。怀疑曾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因为在动物园转车耽搁了很长时间,就是在等这个人。但是怀疑始终没有得 到印证。随着年龄渐长,王山开始有了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个出卖消息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周长利自己。那时,他交了许多老兵朋友,推心置腹,引为知己,甚至不 惜为此冷落自己的老朋友。
曹都都一直觉得,周长利阴魂不散。1972年,小坛子重病住院,他和王南生等几个人去看他。小坛子在病床上坐着,手上玩着一把钢丝锁。大家劝他:“你没什么大事,好好养病。”他说:“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接着,他又莫明其妙地说了一句:“混蛋找我来了。”
近年来,王冀豫一直在公开忏悔。他认为,干部子弟里也有渣滓,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流氓”。据他所知,一些身背残忍血案的老红卫兵,后来都没能善终。“我是觉得,我们做事,人在做,天在看。恶行总会有报应的,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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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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